日本的迂回退让与产业转型

日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对美国政府开始征收较之前更为严厉的钢铝关税，而未对日本实行“关税豁免”表达遗憾和不满。 自20世纪50年代起，美日贸易摩擦频频出现。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美日贸易逆差不断扩大，美国对日本实施了一系列贸易制裁措施。对此，日本出台加强研发、扩大内需等系列应对措施，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美国对日贸易战手段：关税与汇率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美国为解决对日巨额贸易赤字问题，对日本采取了一系列贸易制裁措施。 以关税为手段发起的“调查”。20世纪80年代，美国为保护国内产业对日本发起反倾销调查。其中“301调查”是美国针对国外贸易壁垒进行调查并采取相应惩罚措施的做法，这一调查基于美国《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第310条，即授权美国总统采取关税或其他贸易限制措施，以保护本国产业免受其他国家“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损害，例如违反贸易协定或者增加美国企业负担的“差别对待”等行为。美国通过“301调查”对日本发起了24例案件调查，主要目的是扭转贸易赤字、迫使日本开放市场，调查的产品包括电子、电信、半导体、计算机、木材等十余种，通过这些调查迫使日本政府不断作出让步和妥协。 干预汇率及日本国内产业。1980年—1982年美国经济连续两次陷入衰退，经济滞胀问题凸显。为此，美国当时的里根政府开始对主要贸易伙伴施压，以解决美元被高估和美国贸易逆差不断扩大问题。这最终促成美国在1985年和主要贸易伙伴签署“广场协议”。在协议中，日本作出一系列妥协，包括进一步对外国商品和服务开放本国市场、执行强有力的监管松绑措施以充分发挥私营部门活力、就日元汇率执行灵活的货币政策、大力实施金融市场和日元汇率自由化、刺激内需方面聚焦扩大消费和抵押信贷市场等。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将贸易摩擦的焦点转向结构性因素，推动日本在反垄断法、专利法、定价机制等法律和制度方面的改革。1986年日本政府实行税制改革，并提出一揽子刺激计划以增加其进口需求。1989年双方启动结构性障碍协定谈判，日本承诺增强反垄断法，修订不利于外商进入日本市场的《大店法》，放宽对外国公司的监管限制。 日本：产业升级与“对外投资立国” 在美国发起贸易战的背景下，日本一方面为减少贸易摩擦采取主动退让和支持企业对外投资的直接应对措施，另一方面试图“练好内功”扩大内需和推进产业结构升级。 实行迂回退让策略，细化产品分类。当日美两国发生贸易争端时，日本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策略，只针对美国提出的个别问题，主动退让自主限制出口，以缓解来自美国的压力。如在纺织品争端时，就限制纺织品对美出口；如钢铁争端时，就限制钢铁对美出口。不仅如此，日本不断细化产品分类，如将纺织品细分为棉制品、毛制品、丝制品等，每次只和美国谈其中一样，以差异化争取尽可能大的回旋余地。并不寻求建立一个统一的政策协调框架和机制，不断以新的形式扩大出口。此外，在“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政府进行汇率改革，日元迅速升值，由1985年的1美元兑238.47日元升值到1988年的1美元兑128.17日元，日元在3年内相对美元升值1倍。 支持日本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以绕开关税壁垒。“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大幅升值导致大量过剩资金开始寻求海外市场。短短4年里，日本企业对外投资规模扩大近7倍，一方面将生产基地转移至海外，如东南亚地区，以此降低成本，绕过美国的贸易壁垒；另一方面积极开拓欧洲、亚洲等其他国际市场，降低美国贸易制裁对其影响。 同时，日本政府推出“黑字环流”计划，推动日本从“贸易立国”向“对外投资立国”转变。“黑字环流”计划的核心是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以获得更高的投资回报，扩大对外市场，获得更多资源和技术。当年日本核心产业，如汽车、电子产品等企业率先“出海”，在东亚和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建立生产基地和产业链，造就了其全球优势地位。随后，中小企业受益于全球化，紧随核心企业“出海”，进入产业链的中下游，成为核心企业在海外的供应商和配套企业。“黑字环流”计划的实施，标志着日本企业开始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日本经济走上了以对外投资和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发展道路。 积极扩大内需，减少对外需的依赖。“广场协议”签订后，日本对国内进行金融自由化改革，日元升值，直接影响了日本出口企业的竞争力，并对日本经济发展形成冲击。日本的出口增速由1985年的2.4%降至1986年的-4.8%，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由1985年的5.1%降至1986年的3%。日本政府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通过增加政府公共投资、扩大企业投资以及转变居民消费结构等措施，推动日本转变经济增长模式。 着眼“科技立国”，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日本政府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支持科技研发，将发展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以此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产品更新换代，降低产品生产成本和提高产品附加值，保持出口竞争力。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使得日本对外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不断提高，日本企业不断有新产品向美国出口，令两国的贸易摩擦焦点不断转换，有效避免了贸易摩擦的深化和激化；同时日本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已经在全球产业链上游设计、高端材料及零部件和设备制造等核心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制造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日本没有针对企业出海投资采取适应性的税收政策调整。但是同期，美国里根政府为了改变高通胀率、高利率、高失业率和低经济增长率的滞胀局面，推行了包括减税政策在内的“经济复兴计划”。在美国“里根减税”政策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开始采取应对措施，在20世纪80年代按照“先减后增、着眼公平、分期推进、缩减开支”的思路推进税制改革，主要包括：在个人所得税方面通过提高基础扣除、配偶扣除、抚养扣除标准实施减税；引入增值税性质的“一般消费税”，原则上把所有商品、服务纳入征税范围。 因为美国的贸易制裁，日本出现了经济长期低迷、财政状况不断恶化、国际经济地位相对下降、通缩，以及地区差距、收入差距有所扩大的问题。但同时，日本通过积极应对，较为有效地解决了国内经济制度问题，逐步改善国内市场竞争环境，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制造业、服务业以及高科技产业等方向升级，通过科技创新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使半导体、新材料、信息技术等行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