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德温：“大合流”中的新全球化将走向何方

理查德·鲍德温是瑞士日内瓦大学国际经济学教授，主要研究数字技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全球化、区域经济及欧洲一体化等国际经济政策和理论问题。他曾在美国布什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任职，参与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乌拉圭回合、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大量美日贸易问题的谈判。2021年，鲍德温被国际经济协会授予“熊彼特-哈伯勒杰出研究员”称号。 鲍德温深耕国际贸易与全球经济一体化领域多年，他于2016年出版《大合流：信息技术和新全球化》一书，被《金融时报》和《经济学人》选入“年度最佳书籍”榜单。 他在书中提到，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期这一阶段，富裕国家所占的世界收入份额从20%飙升至近70%。自1990年后，这一份额开始急剧下降，全球化进入了新的时代。新全球化是由跨越国界的知识驱动的，而不仅仅是商品流通，这就是为什么它的影响比以前更突然、更个体化、更不可预测——这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这种“大合流”背后的驱动力，让发展中经济体有机会迎头赶上。 全球化的“三次解绑”与经济重塑 全球化在19世纪初得到第一次飞跃发展，这归功于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动力普及。商品运输成本的降低，引发了国际间经济发展的“分流”。20世纪末，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突破性发展，使跨国界信息交流的成本大大降低，全球化得到了第二次飞跃发展。将高科技和低成本劳动力相结合的新可能性激发了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迅速工业化，其结果就是信息技术带来的“大合流”。 鲍德温在《大合流》中提到，这种融合不仅是贸易流、资金流、技术流的汇聚，更是经济发展逻辑、产业生态乃至社会结构变革的全方位交融。他在书中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典型剖析：依托庞大劳动力资源、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以及对先进技术的渴求和吸纳，中国迅速扎根全球产业链，从制造业起步，逐步向高端制造、科技创新领域突破，成长为全球经济关键力量。 鲍德温认为，数字技术爆发成为新全球化的催化剂。1990年以来发生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使得地域藩篱被打破，各国经济要素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交融碰撞，新兴与发达经济体合作日益紧密。 他在书中分析了全球化的“三级约束”，即生产运输成本、思想交流成本和人口流动成本，对这三个约束的“三次解绑”是实现全球化加速的重要契机。 前全球化时代，高商品流动成本、高通信成本、高面对面交流成本，使得生产与消费高度绑定。19世纪早期，商品贸易成本的降低推动了贸易、工业化和经济发展。20世纪末的信息革命大大降低了思想交流成本，发达国家为降低成本开始进行离岸生产。为实现境内外生产的无缝衔接，发达国家将营销、管理、技术知识输入发展中国家，使得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开始本国的工业化进程，全球产业链形成，同时国家之间的竞争实力出现变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始出现“大合流”。 目前，“第三次解绑”即针对人口流动成本的解绑还没有实现。书中提到，交通的发展使人更容易流动，但与商品不同的是，人需要多次流动并持续产生外派成本，而现在的通信技术尚无法取代面对面的交流。鲍德温推断，未来这一方面可能会依赖于虚拟现实技术和远程机器人实现“解绑”。他预测“第三次解绑”或将再次颠覆制造业和服务业，同时引发全球经济格局的剧变。 税收协调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关键“拼图” 在“大合流”的数字经济浪潮下，跨境电商、软件服务外包等新兴产业蓬勃生长。数字经济的飞速迭代更新，对传统基于物理存在的税收管辖权划分规则发起冲击。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税收协调是关键的一块“拼图”。鲍德温以欧盟为例，对其内部市场一体化的进程进行了剖析：为打通商品、服务、资本和人员自由流动等环节，欧盟逐步统一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政策，拆除税收壁垒，为区域贸易投资铺就“高速路”。这些税收政策的“融合”，使区域经济体能够依据自身优势，巧妙优化全球资源配置，削减运营成本，锻造更强国际竞争力，在逐鹿全球市场中占得先机。 书中提到，当下全球经济波动的“涟漪效应”更加明显，在紧密交织的产业链下，一处市场异动极易引发连锁反应。笔者认为，从税收角度看书中对国际贸易竞争格局的分析，启示我们可以通过深度分析出口产品税收增长态势，结合关税、增值税等数据深挖国际贸易的潜在机遇和风险。若某类产品出口税收增长乏力，背后或许是贸易壁垒筑起的成本高墙，抑或是产品附加值偏低、缺乏差异化优势。找准症结便能有的放矢，或与贸易伙伴开启关税协商谈判，破除壁垒；或引导企业深耕研发，提升品质，重塑出口优势。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宁波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