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系列改革措施显著优化税制运行效率

深化增值税改革、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既有效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又在促进社会公平、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起适配性更强的税收支撑体系。 目前持续推进的税制改革显著优化了税制运行效率。税制运行效率指在财政收入规模增长有限的约束下，税收制度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公平正义方面的成本和效益之比。深化增值税改革、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既有效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又在促进社会公平、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起适配性更强的税收支撑体系。 近年来税制改革取得显著成效 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税制公平。我国持续深化增值税改革，税率由原四档简并优化为三档，系统性降低企业税负；修订个人所得税法，实现从分类税制向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税制的重大转变，通过提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增设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等举措，增强税收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生态环境税制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2018年环境保护税开征，以及经过7年改革实践，2024年水资源税改革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释放企业创新活力，提振市场信心。我国连续多年实施减税降费政策，政策路径历经普惠性、组合式施策向结构性减税、精准调控的系统升级。其中，企业所得税通过放宽小微企业标准、优化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构建起覆盖创业投资、创新主体、研发活动等的立体化激励网络，有力促进企业创新、产业升级。 落实税收法定原则，稳定市场预期。多部实体税法的出台，促进了税法体系的完善，也有利于更好释放改革红利、稳定市场预期。2024年12月，增值税法通过。作为我国第一大税种，增值税立法体现了税收法定与税制改革的有机融合，以法律形式巩固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成果，增强了税制改革的稳定性、权威性。当前，还有4个税种立法和税收征管法修订正在加快推进中。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提升征管效能。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的意见》提出“全面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近年来，税务部门持续推进税务信息系统与纳税人生产交易系统、财务核算平台等的对接，为纳税人身份识别、跨区域管辖权判定、税基智能核算、税种适用性校验等业务提供多维数据支撑。同时，立足于新业态快速发展的实际，强化平台企业协同共治责任，依法明确其涉税信息归集报送义务。2024年12月，《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开征求意见，以期健全常态化涉税信息报送制度，维护法治公平税收秩序。 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加稳定、公平、高效的税收环境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对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作出重要部署，提出“健全有利于高质量发展、社会公平、市场统一的税收制度，优化税制结构”这一目标，具体举措包括“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规范税收优惠政策”“健全直接税体系”“深化税收征管改革”等。应紧紧围绕《决定》相关部署，稳步推进税制改革。 优化税制结构，重点完善地方税体系与健全直接税体系。在完善地方税体系层面，一方面拓展地方税源，强化主体税种支撑作用，增加地方自主财力；另一方面赋予地方适度的税政管理权限，激发因地制宜治理活力。一个可行的改革路径是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但需审慎应对改革可能引发的征管协同难题，不仅要考虑消费格局、产业格局变化，还要充分考虑税率水平与应税消费品价格之间的关系及影响，避免操之过急，造成价格波动。此外，应适度调整共享税分享比例，如通过适度提高个人所得税收入的地方分享比例，一方面从一定程度上补充地方财力，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另一方面增加地方政府培育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化本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鼓励引进人才的主动性，推动经济增长由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 在健全直接税体系层面，一要完善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将带有劳动所得性质的经营所得并入综合所得计税，促进劳动所得的税负公平。同时，科学调整税前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及专项附加扣除项目。但笔者认为，不宜设置过多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这是因为现阶段我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群体占比并不高，加之目前专项附加扣除体系已经相对完备，涵盖了教育、养老、住房等主要方面，如果设置过多的专项附加扣除项目，可能会削减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应积极探索新业态下数字资产、虚拟资产等新型财产课税的可能性。二要优化企业所得税制度。基于产业链数字化协同的新特征，科学界定税前扣除范围与核算标准，如将工业互联网服务采购等也纳入扣除项目，以降低制造业运营成本。此外，针对高精尖企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探索设立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对企业提前预留资金用于未来研发活动的行为，给予适度的税收优惠；还可以根据企业的研发强度、成果等情况，实施差异化加计扣除比例，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研究同数字、绿色等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一要针对数字经济带来的税基侵蚀、价值创造重构等挑战，短期内应尽快构建与数据资产化相适应的税收征管体系。如通过建立区块链确权登记机制，区分数据所有权转让、使用权许可等交易类型，适配差异化增值税率及跨境利润分配规则。中长期应建立数据要素价值评估体系并开展数字税立法可行性研究。二要基于绿色产业革命催生的储能产业、碳金融衍生品等新业态，完善环境保护税污染当量核算机制，建立资源税与碳市场联动调节机制，完善消费税对清洁能源消费的梯度激励机制，通过车辆购置税差别化政策引导交通领域低碳转型，进一步强化绿色税制体系对产业链的引导调控作用，探索建立跨税种的环境绩效联动指标，形成覆盖“资源开采—生产制造—流通消费—回收处理”全环节的绿色税收协同治理网络。 深化税收征管改革，推进数字化转型条件下的税费征管“强基工程”建设。笔者认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应坚持规范化、数字化原则，全面落实税收法定原则，制定全国统一的征管操作标准与行政处罚裁量基准，系统性清理区域性政策洼地及隐性壁垒。持续推进税收征管数字化升级和智能化改造，考虑建立以税收大数据为核心的数据资产化税收征管体系，运用区块链技术强化交易数据溯源能力，研究接入第三方系统接口，利用第三方信息进行稽核审计的可能性。同时，通过内嵌隐私计算技术筑牢数据安全防线，为经营主体提供更加稳定、公平、高效的税收环境。 （代志新系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张博文系中国人民大学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