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

从全局和长远来看，应以改革和政策驱动技术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7月份国民经济数据显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但也要看到，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增多，国内有效需求依然不足，新旧动能转换存在阵痛，经济持续回升向好仍面临诸多困难挑战。表现在具体数据上，7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5%，消费需求温和恢复；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8%，降幅和上月相同；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4%，仍低于景气荣枯分界值等。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卓有成效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一定要认识到当前经济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战胜发展和转型中的问题，缩短转型阵痛期，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 认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态势 回溯到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稳中求进”，此后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把“稳中求进”作为工作总基调。这一期间，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并叠加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疫情等不利因素，我国经济增速有所放缓。 当前，我国正处于恢复发展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期。2023年经济增速达到5.2%，2024年上半年增速也达到5%，这对实现“L型转换”有重大现实意义。应抓住这一契机，更好地挖掘增长潜力。客观而言，我国作为特大规模经济体，增长空间潜力巨大，工业化、城镇化尚有向纵深推进的极大空间。我国作为拥有最齐全工业门类的“世界工厂”，在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高质量发展过程中解决“大而不强”的问题，关键要以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当务之急是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与扩大内需，加快走出新旧动能转换阵痛期，把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阵痛的原因分析 外部国际政治经济局势的复杂性。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经济震荡下行，不稳定因素叠加，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不利因素交织叠加。世界银行最新《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提出，预计2024年—2025年，全球约60%经济体的增长率将低于2010年的平均水平，全球经济复苏进程缓慢，2024年全球经济将增长2.6%。 制约全球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有，逆全球化的资源配置不当问题不断加剧，跨区域贸易障碍依然存在，阻碍资本和劳动力流向效率更高的地区，拖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同时，多数主要经济体的人口老龄化压力和负担加大，低收入经济体和部分新兴经济体的劳动适龄人口虽在增多，却无法抵消老年人口规模扩大带来的冲击，导致全球范围内劳动力供应不平衡，进一步阻碍全球经济增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2030年，全球劳动力增速将下滑至0.3%。 内部发展信心和预期有待进一步改善。增长动力机制尚不健全，发展新动能尚未形成充分竞争优势，修复过程力度不够强劲，经济发展内生动力还有待增强。这与在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后尚未完全抚平“疤痕效应”有关，也与经济运行中的堵点、痛点、难点有关。仅依靠市场自发的修复作用是不够的，而是应在推动实质性改革以解放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将“有效、有序”市场机制与“有为、有限”政府治理相结合，更加强调宏观调控政策积极有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并作出全面部署。当前人口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带来的红利趋于平稳，技术创新突破的瓶颈愈发明显。从全局和长远来看，应以改革和政策驱动技术创新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和新动能的培育问题上，纲举目张之“纲”在于发挥制度创新的龙头作用，随之予以有效的技术创新驱动，形成放大和乘数效应。 缩短转型阵痛期的可行路径 加快新质生产力培育。以现代化国家治理必需的科技创新和产业跃迁为取向，激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头部企业加入国际竞争，培育大批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促进各行各业高水平数实融合。相应的税制安排也应体现对科技创新的支持。目前，主要税费优惠政策包括创业投资、吸引人才、研发开发、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全产业链等方面。如企业所得税，已有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税率征收、小微企业减征等优惠措施；如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税基目前涉及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4种劳动所得，由于不包括非劳动所得，不利于稳定高科技人才团队。全会提出“规范经营所得、资本所得、财产所得税收政策，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今后有必要优化税制设计和税收政策安排，鼓励高科技企业搭建和稳定人才梯队。 积极财政政策加力提效。近年来，我国减税降费政策已从普惠性过渡到有所侧重的结构性阶段。税收收入的根本支撑在于经济活力，税收政策一定程度上也影响经济景气程度，适度的税收规模增长与经济增长为正相关。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应对不确定的压力和挑战，单一维度的减税降费无法持续，也无法充当扭转经济走势的主力型政策工具，需兼顾财政可持续性，与公债等多项财政政策工具协同配合。如今年出台的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超长期特别国债，以及配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协调房地产市场融资等机制安排，以期在上半年实现5%经济增速的基础上，继续有力支持下半年经济增长。 推进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经过连续减税降费，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明显下降，为平衡财政可持续性和企业减负之间的关系，急需从拉动经济增长层面进行统筹。针对地方政府财力不足问题，全会提出“拓展地方税源，适当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限”“适当下沉部分非税收入管理权限”，具体举措有“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等，长期也有健全直接税体系，适当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改革部署，但相关制度改革属于“慢变量”，整体上还应更大力度地鼓励前沿技术创新、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综合施策做大“蛋糕”，力争尽快实现经济中高速增长。 （作者：贾康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晶晶系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