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情”的价码：变味的日本“故乡税”

财税制度在区域振兴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日本自2008年起逐步构建“故乡税”制度，从个人捐赠税制拓展至企业层面，形成了协同支持地方发展的政策闭环。笔者梳理了该制度的演进脉络、运行机理及其面临的争议与修正。 从个人情怀到企业责任的构建 日本“故乡税”制度的诞生，源于应对人口向大都市圈过度集中所导致的地方经济衰退与财政困难。2014年，日本政府将地方振兴提升为国家战略，“故乡税”正是服务于这一战略的具体制度创新。其发展经历了从个人的“乡愁税”到企业的“振兴捐”两个关键阶段。 个人版“故乡税”并非强制性课税，而是一种以捐赠形式体现的税收优惠制度。其核心构想在于，大量从地方迁移至大城市的人才，其税收贡献主要流入大城市，而人口流出地却承担了人才外流的损失。因此，有必要构建一项机制，促使这些人才通过自愿性捐赠实现对地方的反哺。该制度于2008年实施，鼓励个人向都道府县或市町村捐款（不限于自己的故乡，也可向任意感兴趣的地方捐赠），并获得个人所得税（国税）和住民税（类似地方个人所得税）的税额抵扣，同时受捐地方会提供“家乡赠礼”作为回馈。个人完成捐赠后，需先扣除2000日元，其余部分定义为“控除额”，用于计算税收抵扣。若捐赠金额超出规定的个人上限，超出部分将无法抵扣。2015年后，日本政府推出“一站式办税制度”，申请流程简化，捐赠金额与次数大幅增长，从2015年度的1652.9亿日元、726万次，增长至2024年度的12727.5亿日元、5878.8万次。该制度成功将个人的“精神故乡”归属感与财政激励相结合，开创了一种以个人为核心的财政转移支付新模式。 企业版“故乡税”则以高比例减税撬动社会资本参与地方振兴。随着地方振兴战略的深入，日本政府意识到仅凭个人捐赠力量有限，需要更具规模的社会资本参与。2016年，日本内阁府推出企业版“故乡税”制度。该制度规定，企业向地方自治体推行的特定地方振兴计划进行捐赠时，可享受法人税额抵扣政策。实施初期，企业税收减免额度约占捐赠金额的60%，但激励效果有限。2020年，日本将企业版“故乡税”的减免额度从60%提升至90%，并对认定手续、资金募集时间等进行了系统优化。这一改革激活了政策效能，企业捐赠积极性明显提升。数据显示，2016年—2024年，企业捐赠总金额从7.47亿日元攀升至631.4亿日元，参与企业从459家增加至8464家。 从“输血”到激发多元效应 日本“故乡税”制度作为一种再分配机制，在调节城乡财政收入差距方面发挥了作用，但其价值不止于财政“输血”，更在于激发了多元外溢效应。 从财政支持到产业促进。日本个人版“故乡税”的实施成效具有多面性。首先，它直接改善了地方财政状况。捐赠款项被明确指定用于教育育儿、医疗福利、产业振兴、社区营造等领域，缓解了地方公共服务的支出压力。其次，“返礼品”机制推动了地方产业的发展。地方政府为提供具有吸引力的“返礼品”，积极扶持本地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观光服务等，这实质上形成了一种以稳定需求为导向的产业政策，促进了地方特色产品的标准化、品牌化与产业化进程。此外，该制度一定程度激发了地域文化间的良性竞争，促使城市居民重新关注并认同乡村价值，尤其在自然灾害发生时，成为高效的民间赈灾渠道。 构建政企协同的振兴模式。企业版“故乡税”的作用更具系统性和深入性。它为企业支持地方发展构建了较为清晰的税收激励路径，将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可视化”和“可量化”。企业在选择捐赠对象时，通常会结合自身业务布局或供应链需求。例如，食品企业向原料产地进行捐赠，有助于稳定供应链并彰显企业形象，达成商业利益与社会贡献的统一。对于地方自治体而言，该项制度不仅引入了资金，更借助项目合作引入了企业的技术、人才及管理经验。日本政府还专门设立“人才派遣型企业版‘故乡税’”，允许企业将派遣员工至地方工作的成本视为捐赠，进一步强化了人才支持，形成了企业、地方与中央的多层次合作治理模式。 从实践看需要配套严密的监管体系 日本“故乡税”制度的推行亦伴随着诸多争议。个人版最为突出的问题体现为“返礼品”竞争导致的制度功能偏移。部分地方自治体提供的“返礼品”价值远远超过捐赠额度的30%，诱发了偏离制度设计初衷的动机。企业版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资源分配失衡与监管机制缺陷。捐赠资金高度集中于宫城县、北海道等宣传策略有效的地区，而一些相对弱势的地区则难以从中受益。 同时，尽管制度明确禁止利益交换行为，但实际运作中，企业与地方自治体之间仍不同程度存在私下协商的违规风险，导致制度执行的透明度欠佳。根据2024年《朝日新闻》的报道，福岛县国见町因涉嫌接受企业捐赠的同时，通过暗箱操作为其输送项目合同，被总务省取消了项目认定资格。 此外，“故乡税”制度最初的目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平衡地区间的税收差距，但是一些学者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违背受益与责任相一致的税收原则。“故乡税”的设计使居民向居住地以外的地方自治体捐赠，其生活所在地则负责提供税费减免，长期来看可能造成生活所在地缴纳的税费与提供的服务之间不平衡的状况。这样的争议在“故乡税”制度设立初期就存在，有学者认为，这是对生活所在地的一种“税收剥夺”。 日本“故乡税”制度的实践表明，一项有效的区域振兴政策，需在制度设计中兼顾精神激励与物质回馈的平衡，并构建严密的监管体系。该制度的成效以及其运行中暴露出的过度竞争与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也为相关政策设计提供了持续的观察样本。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