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在税收征管中的应用

纳税人是“理性人”还是“非理性人”？预缴税款能促进纳税遵从吗？提高稽查准确率和处罚率哪个更能减少逃税……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待这些税收征管中的常见问题，有助于加深我们对纳税人行为、心理和选择的理解，从而制定相应的策略，提升税收征管效能，促进纳税遵从。 行为经济学研究将心理学的现实假设融入经济决策分析，探索有限理性、社会偏好、自我控制等人类特性如何系统性地影响个人决策与市场结果，在许多经济研究和政策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促使政府制定出更有效的政策。研究并实践行为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对促进税收征管及改革具有借鉴意义。 从“非理性人”角度分析纳税人行为动机 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假设是：理性经济人做选择时会遵循最优化原则、基于理性预期进行决策，是没有偏见的。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与行为经济学教授理查德·泰勒认为，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相比，人们有很多“非理性”的行为，许多经济学模型预测都不准确，原因是经济学理论的假设前提存在缺陷。 笔者通过对众多文献的梳理发现，影响纳税人遵从行为的潜在因素多达64种，这些因素可单独或进行不同组合，形成非常复杂的影响纳税人决策的因素。因此，纳税人很多情况下是很难进行最优化选择的，现实中纳税人也是“非理性人”。这个研究结论为税制设计提供了新视角，我们既不能将纳税人视为绝对不遵从的主体，也不能将其视为完全自觉遵纪守法的主体，因为其纳税决策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 行为经济学家通过实验研究发现，人们面临收益与损失时的风险偏好是不同的，即面临收益时倾向于风险厌恶，面临损失时则倾向于风险爱好。以我国纳税人为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持“纳税是企业或个人的一种损失”观点者与持“逃税是企业或个人的一种收益”观点者相比，前者的风险爱好倾向更强烈，更具有偷逃税行为选择。虽然两者都具有纳税不遵从的观点，但是若将其纳税不遵从的结果再细分为“收益”与“损失”，则面对“损失”风险爱好更强烈，即纳税不遵从的可能性更大。针对这一现象，可考虑在表述或宣传中更多地将税收表述为是纳税人与国家之间的一种契约，或是纳税人为获取国家的公共物品而进行的交换、纳税人与国家在共同利益之间的分配。这种论述可能降低或扭转纳税人的风险偏好，由风险爱好转变为风险中性或风险厌恶，从而提高税法遵从度。 以“心理账户”促进纳税遵从 行为经济学中存在一种心理账户理论，即消费者在决策时，会产生获得效用和交易效用。获得效用是指物品所带来的效益减去不得不放弃的机会成本之差；交易效用是指消费者实际支付的价钱与消费者的期望价格之差。根据心理账户效应，纳税人预缴税款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预缴税款大于应缴税款，纳税人预计自己将在汇算清缴时获得税款返还，处于“收益”状况，获得效用可能更大，这时他会选择安全的、没有风险的策略来获得预期“收益”。当预缴税款少于应缴税款时，纳税人预计自己还要补税，处于“损失”状况，交易效用可能更大，这时可能选择高风险策略来弥补“损失”。预缴税款影响纳税风险偏好、降低其因获得退税“收益”所造成的偷逃税现象。预缴制度在发达国家普遍应用，可在某些领域替代高成本的税务稽查，能提高税法遵从度，在税制设计过程中可广泛加以应用。 行为经济学还被广泛应用于催缴欠税。催缴欠税是各国税务部门共同面临的一大难题，理查德·泰勒及“行为洞察力小组”曾受英国皇家税务与海关总署的委托，研究催缴欠税的优化方案。根据心理学家罗伯特·西奥迪尼的研究成果，若想让人们遵守某项规范或规则，就告诉他们其他大多数人都在这样做（前提是这是事实）。结合这一理论，研究团队将欠税的12万户纳税人随机分成对照组与实验组，然后发出催款通知书。实验组的通知书中都含有一句具有“助推”作用的话语，比如“英国绝大多数人都已及时缴税。”“你所在地区的绝大多数人都已及时缴税。”“目前，只有极少数人未及时缴税，你也是其中之一。”实验表明，这种通知书在发出后的23天之内将补缴欠款的人数提高了5%以上，追缴欠税900万英镑。在催款通知书上多写一句话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却能提高催缴欠税的效率。这项实验为英国政府所带来的效益，远远抵得上“行为洞察力小组”多年的成本。 增加纳税人公共“收益” 提高稽查准确率 美国经济学家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价值函数曲线表明：人们对损失比收益更敏感；等量的损失产生的痛苦大于等量的收益带来的快乐。纳税人缴纳等量的税款所承受的“不满”与享受等量的公共物品所获得的“满足”相比，不满情绪会更强；同时，纳税人会将享受的公共物品视为额外收益，以减少“不满”。 若政府支出不合理，纳税人会认为自己的支出（税收）与收益（公共物品）严重不对称。因此，政府应通过合理途径公布纳税人的纳税额、税收优惠待遇、出口退税和税务检查处理等信息，提高财政透明度，发挥纳税人在公共政策决策中的作用，将使其感受到的公共物品的收益提高，从而减少其损失规避的不遵从行为。 就税务稽查而言，行为经济学认为纳税人在决策过程中存在以下特点：一是过度自信。纳税人倾向于认为自己被税务稽查的概率很低。二是过于极端的预测。纳税人倾向于认为即使被税务稽查，也能通过某种能力扭转被处罚的局面或者减少处罚。三是错误共识效应。纳税人倾向于认为其他人和自己一样存在逃税行为（或遵从行为）。四是现时偏见。纳税人会认为所偷逃的税款就是当前的“收益”，能逃多少算多少。因此，在有限税收征管资源的约束下，“提高稽查准确率”比“提高处罚率”更能纠正纳税人的错误认知，减少逃税行为。如何有效准确地发现不遵从的纳税人，是税务部门非常重要的任务。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厦门市税务局税收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