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共建共享的国际税收合作秩序 ​

数字时代已然来临。数字经济推动商业模式不断更新，大数据日益方便、丰富和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同时，基于大数据的跨时空、规模化价值交换加剧了财富分配和积累的失衡问题。税收是国家取得收入的主要工具，各国当前都很重视数字经济税制构建。在此大背景下，我国应如何构建促进数字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是一个迫切需要思考的问题。 笔者认为，结合数字税收当前的发展态势，有必要从当下之计和长久之策两个视角加以研判和应对。 观察当前数字经济相关的税制改革，似乎更是一种以反避税为主的当下之计。总体而言，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主导的税基侵蚀和利润转移（BEPS）行动方案，其出台背景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财政危机。BEPS第一阶段主要针对法律漏洞补充修订，对税会差异进行系统协调。当时，为了应对跨国公司激进避税，保障税源，无论是主要作为居民国的发达国家还是主要作为来源国的发展中国家，都能够迅速达成共识。BEPS第二阶段针对数字经济推动税收改革，在欧盟主导下，OECD提出市场国征税权的主张，主要目的是在自身相对落后的数字产业领域分得一杯羹。应当说，无论是法国和印度等国的单边税收措施、欧盟区域化的税收安排，还是目前的“双支柱”多边改革方案，在政治层面、经济层面、法律层面都充满激烈博弈和巨大的不确定性。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税收世纪变革要系统反映百年大变局的本质和特征，探索建立促进数字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税收制度的长久之策。数字经济的特质要求建立一种平等公平的经济结构。一方面，数字经济凭借巨大的跨时空连接效应，不断拓展众多价值对所有人群的可及性，产生自然的普惠性结果；另一方面，数字经济的整体性和规模性效应更易加剧经济与税基的失衡，倒逼税收形成矫正型公平规则。数字经济的深化发展，将驱使市场交换中原来基于资源、技术、资本等优势要素获得的垄断地位得到逐步纠正和平衡。 数字经济要求采取开放合作理念，不仅要以数据为关键要素，实现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更好满足不同人群的需要；还要通过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然而，BEPS行动计划作为当前国际税收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改革方案，无论是1.0版本应对跨国公司反避税的规则设计，还是2.0版本应对数字经济下国际税基失衡的改革方案，均是从存量与竞争思维出发，采用微观和局部的观察视角，表面上通过平衡性规则推动形式公平的经济秩序，实则形成一种垄断竞争的经济格局。此时，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在国际税收领域的具体化，税基共建与利润共享方案理应发展成为BEPS行动计划的中国升级版，实现从反避税的存量竞争秩序迈向税收经济合作中的增量共享秩序。税基共建与利润共享机制下，一是要推动国际税收改革方案扩大公平规则的形式完整性，从工业经济到数字经济的全产业链上设计公平的税收管辖权，实现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全面税基平衡。二是要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一带一路”倡议，倡导税基共建与利润共享，理性对待税收优惠、帮助发展中国家强化财政能力建设，真正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新兴行业的普惠性发展。 基于我国数字经济主要处于国内循环的阶段，以及当下对营商环境的要求，笔者认为，我国构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税收制度应从以下方面着手，首先，应配合“一带一路”发展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进，借鉴OECD预约定价和成本利润核定制度等安全港规则，通过单边立法、双边谈判和多边协商，与投资所在国分国别、分行业地签订税收合作协议，确定行业利润的合理区间，建立税源共享，给予跨境交易最大的税收确定性。其次，如果“双支柱”数字税改革多边方案最终无法实现，更多国家出于税基和经济利益保护可能会出台数字服务税。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可以在全面推行电子发票、严格规范征管的基础上，依据境外劳务从我国取得收入须缴纳增值税的规定，对外国数字经济企业在增值税基础上直接征收适当比例的附加税，这样既有利于保护国家税收利益，又有利于征管，并且不会在国际上引起太大冲击。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国际税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