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盘荐琥珀 何似糖霜美

清代中期以前，川人的饮食调味以甜为主。早在唐代，四川遂宁一带就有用甘蔗制作糖霜的记载。宋代，遂宁糖霜知名度很高，苏东坡曾在诗中写道：“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因糖业兴盛，清咸丰六年（1856年），四川开始征收糖厘。此后近百年，四川糖税因糖业发展而生，随糖业凋零而落，历经沧桑，于甘甜之中平添了许多复杂滋味。 许多人只知道四川人嗜麻嗜辣，实际上自秦汉时起，至清代中期以前，川人的饮食调味是以甜为主，糖业是当之无愧的朝阳产业。清人严可均所辑《全三国文》中就写道：“蜀猪鸡鹜（注：鸭子）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着饴蜜，以助味也。”细算起来，川人吃糖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 然而，经历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两次大战乱后，原本兴盛发达的四川糖业同四川人口一样，走向衰落。清康熙年间，福建汀州移民曾达一将福建甘蔗移种内江，加上大规模移民入川，解决了打工人短缺的问题，种蔗制糖又逐渐兴起。到清代中后期，四川已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糖区之一，民国时期蔗糖产量更接近全国的50%。重现辉煌的川糖，为糖税的开征打下了基础。 糖厘，清末财政的救命稻草 据《四川省志·财政志》记载，四川对糖征税的历史始于清咸丰六年（1856年）。当时，沱江流域的内江、资中、资阳、简阳等地大量种植甘蔗，种蔗制糖者获利甚厚，收益10倍于普通农民，有的甚至发展成名门望族。而同时，因太平天国等农民起义爆发，屡尝败绩、失去大片富饶地区的清政府陷入严重的财政困难。为增加财政收入，四川地方政府遂效仿他省开征厘金（因最初的税率为1%，即一厘而得名），利润高、受众广的糖业自然首当其冲。 此后，尝到甜头的四川地方政府加大了对糖厘的征收力度，多次提高税率，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的2%逐渐提高到1901年的7%，所得款项主要用于战争赔款。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赵尔巽任四川总督，他认为四川产糖多，而“每岁仅收厘金，为数甚微，颇多偷漏，遇卡征收，又甚纷繁”，加上为筹措边军饷，遂提请清政府将糖类纳入税收项目。在此之前，征收糖厘只是四川地方政府筹款的临时措施，并未获得清朝中央政府的明文批准。 当年12月，四川正式开征糖捐，并设立专门征收机构：在资中设糖厘总局，在简阳、资阳、内江、富顺等县设立分局或代办处；其他地方则委托县衙门兼办，类似现在的税款代征。糖税，从此登堂入室进入法定税种目录。 糖捐开征第一年，四川全省实收38.19万两，所得款项全部从省藩库划归赵尔巽胞弟——时任驻藏大臣兼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的军队使用，为巩固边防提供了重要财力支持。 从厘金到税收，糖税身份大转变 1912年，辛亥革命后成立的四川军政府财政部将糖捐更名为糖税。1913年，四川又改糖厘局为糖税局，征税范围首次从单一的糖清扩大到多个糖类成品，并执行“一税制”，即在生产地一次性完税后，便可行销全省。 这些税收措施既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又一定程度减轻了糖业者的经济负担，有利于四川糖业的发展。据统计，1916年，仅经重庆一地出省的桔糖就从1909年的1公担（即100公斤）增加到24161公担（即241.61万公斤）。 然而好景不长，1918年四川开始实施防区制，各地军阀在驻防区域内自立为王，自行委任税务官员，还巧立名目，肆意征税。一时间，强加在糖业头上的各种苛捐杂税就如和尚敲木鱼——多多多。这种税收乱象，一直到1935年刘湘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才得以逐渐好转。同年，四川公布《糖税征收章程》，并裁撤糖税局，但在资中、内江保留有两个分局，1938年改征营业税时才一并撤销。 同一时期，准确地说是1932年12月~1935年4月，川陕苏区在废除国民党的苛捐杂税后，也曾对糖征税，但只征收出口税，目的在于鼓励糖品在苏区内产销、满足苏区百姓生活需求。同时，苏区政府还和农民合资种植甘蔗、开办糖厂，并成立消费合作社以保障糖、盐等生活物资的供应。 支援前线，抗战的幕后英雄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为筹集资金支持抗战，开始加强对食糖等重要物资的税收管控。1938年7月，在时任四川省营业税局局长张镜明推动下，对糖改征营业税。同年，川军第二次出川抗战，因财政困难，无力提供军费，四川省政府只得以营业税作抵押，向银行押借法币（国民政府发行的一种货币），这才解了燃眉之急。有句俗话说，“无川不成军”，其实“无税也不成军”。当时《四川营业税局周报》就宣传道：“非常时期的营业税，是战时财政的重要收入。” 1939年，因汽油来源几被日本断绝，重庆国民政府开始全面实施“酒精代替汽油”政策，而漏水、桔糖等糖品恰是生产酒精的重要原料。原本只与民生相关的糖业，一下成为关系国防的战略产业。在政府主导下，四川资中、内江等地建了许多酒精工厂，为交通运输业供应了大量燃料酒精。 1940年12月，四川开始对糖类征收统税，停征营业税。1941年9月，糖类又由统税改征货物统税。 在短短几年，糖类经历了糖税、营业税、统税、货物统税的几次变化，可谓遍尝税滋味。但无论身份如何变化，糖税始终如同新鲜血液般，源源不断输往抗战一线。有研究认为，抗战期间四川承担了全国财政支出的约30%，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在1945年9月发表的《胜利日宣言》中说：“各种税捐如营业税、各种专卖税、印花税、所得税、地价税等，或则始创于四川，或则在川继续扩大推行，综计川人直接间接负担数字，亦无一不超过全国其他各省。”这句话所提到的税捐自然包括糖税在内。 最后的荣光，专卖制度下的川糖余晖 1942年1月，隶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川康食糖专卖局在重庆成立，不久迁往当时的糖业中心——内江，负责四川、西康两省糖品的统一定价、购买、销售等，其实质是由政府垄断糖品运销。同年2月，专卖局接管糖税业务，并变征税为按收购价的30%向运销商征收专卖利益（也称专卖税），征收率比之前翻了一倍。 此后，由于战时外省市场不断萎缩，加上国民政府出于抗战需要实行种粮抑蔗政策等因素，四川糖类生产规模和产量逐年减少。 1942年底，整个沱江流域的糖品产量下降至9000多万斤，不到前一年的40%，与1940年的3.6亿斤相比，更是跳水式下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川康区食糖专卖收入连年递增，1942年约1.25亿元，1943年猛增至4.4亿元左右，1944年达到5.5亿元。 专卖制度为国民政府积累了大量财政收入，但也给四川糖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1944年7月，深受诟病的食糖专卖制度在一片骂声中停止。但同时，政府实行糖类统税征实，征实率30%，即每百斤糖类征收实物30斤。据当时糖农粗略计算，加上各种生产成本，缴纳实物的实际税率达到70%。该政策仅存续一年多，于1945年10月被废止。 1946年至1949年，四川糖业归于沉寂，糖税的故事也只剩下政策文件里的枯燥文字。 在中国的近代糖税史上，四川尤其是以内江为代表的沱江流域各地始终占有重要一席，它不仅见证了四川制糖业的兴衰发展，更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贡献，成为一个难以磨灭的经济和文化符号。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雅安市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