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税善治百年潮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征程中，红色税收历史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百年长卷。回望百年长路，党在各个阶段的税收活动因时代的不同而选择不同，但却总是不懈追求着良税善治。 对于税收的破与立，党在初期经历了较长的思考过程。一大党纲笼统地表达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后来越来越具体，二大为“废除厘金及一切额外税则，规定累进率所得税”。到五大时提出“耕种已没收的土地之农民，除缴纳累进的地税于政府外，不纳任何杂税”。到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出现了更为成熟的表述：“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在1929年1月的《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中，这一主张被归纳为十六字诀：“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捐杂税，扫除干净。”到1931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宪法大纲的表述是：“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1940年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关于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规定：“实行有免征点和累进最高率的统一累进税，整理出入口税，停止田赋，废除其他一切捐税。”需要注意的是，尽管存在模糊的认识，但是《共产党宣言》倡导的“累进税”，多年一贯地被纳入党的各种纲领、法令和口号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党号召“有人出人、有粮出粮、有枪出枪、有钱出钱”，对各类税源一体尊重，依然对钱多者多出的累进法一以贯之。从大革命时期概念形态的累进的地税、累进率的所得税、苏维埃税制，到苏区时期的具体落实的工农累进税、粮食累进税、商业累进税、统一的累进税，“统一累进税”成为红色税收发展脉络中的一个清晰的线索。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税收工作的历史起步于农村。未掌握全国政权时期，主要的税源也是农村。在毛泽东看来，可靠的根据地、稳健的土地分配政策、规范化的征税，以及在这种前提下征召来的红军，是取得工农武装割据胜利的必要条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22日的《人民日报》中，《税收在我们国家工作中的作用》一文，揭示了中国的财政工作正在发生着一个重大的转变，就是把城市税收在整个财政收入中的作用提高，使之与农业的公粮收入并重。被视为开国之初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提出了这样的展望：“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伴随着当时的社会背景，税制有四次大的简并：第一次是在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背景下，推行精兵简政，整合数种税收实行统一累进税；第二次是在开国之初，共同纲领有“简化税制”条目，《全国税政实施要则》讲求“多种税、多次征”，将全国的税种精细为14种；第三次是“大跃进”时，实行归集了诸项大税（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的工商统一税；第四次是“文化大革命”中，已经足够简化的税种仍然被冠以“烦琐哲学”“管卡压工具”，再度把当年的工商统一税及其附加、城市房地产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屠宰税、盐税进一步整合为工商税，并成为国营企业承担的唯一一种税。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五次重大税制改革，经开国之初的整合后，经历了两简两繁的过程：1958年和1973年税改是收缩，1984年和1994年税改是扩张，其间增值税从20世纪70年代末引进中国，后成为中国税制的主要税种。 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非税”不时地凸显为一种思潮，税务干部队伍也遭遇多次压缩。起初，在“必须委任最好的干部担任税务局长”的要求下，到1950年底，全国税务系统已经配备税务干部126845人，到1953年底，这个数字又增加到147693人。而此后，这个数字逐年递减，1956年为125668人，1957年为108078人，1959年为73000人，1960年为57000人。曾经有一段时间，安徽66个县有27个县没有税务局长，599个税务所有147个没有所长。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席卷中华大地，这一境况迅速得到改观。1981年7月，国务院批准增加税务干部编制80000人；1983年7月，国务院批准增加税务干部编制40000人；1985年10月，国务院批准增加税务干部编制100000人。 通过《人民日报》，可以感受到税收治理作为系统工程的逐步推进：1981年1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切实加强税收工作》；5月6日，发表《支持税务部门依法征税》；8月19日，发表《发挥税收在国民经济中的杠杆作用》。1984年4月14日，发表《增加税收的根本途径》；5月28日，刊发副总理田纪云谈第二步利改税；7月8日，发表《重大的突破——实行利改税第二步改革的目的和意义》；9月19日，发表《利改税是城市改革的“钥匙”》。1985年5月24日，发表《把应征的税款收上来》；8月29日，发表田纪云署名文章《努力做好新形势下的税收工作》。1986年5月3日，发表《维护税法的严肃性》。1987年4月18日，发表《重视税务工作，开辟更多税源》。1992年9月6日，发表《推进依法治税的重大步骤》。 建党百年，关于税收治理的一项核心原则从来没有改变过，那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毛泽东曾指出：“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有些同志不顾战争的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这是错误的观点。因为抗日战争如果不胜利，所谓仁政不过是施在了日本帝国主义身上，于人民是不相干的。反过来，人民的负担虽然一时有些重，但是战胜了政府和军队的难关，支持了抗日战争，打败了敌人，人民就有好日子过，这个才是革命政府的大仁政。”“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又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要注意赋税的限度，使负担虽重而民不伤，而一经有了办法，就要减轻人民负担，借以休养民力。” 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曾经有许多偏激的提法和做法：“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随后，这些做法得以纠正，《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四项保证”：“一、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二、取消一切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暴动政策及赤化运动，停止以暴力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消现在的苏维埃政府，实行民权政治，以期全国政权的统一；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曾经作为专政主体的贫农团，也开始吸收中农，并允许富农加入，以形成广大的农民组织。历史上，共产党人通过调整救国公粮征收政策、精兵精政、大生产运动等，多次化解了财源紧张状况。 百年来，共产党人的税收创制，先后经历了“向马”“向苏”“向西”的趋向和借鉴取向。举凡当时潮流下的良税创设，悉心以学。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坚守累进税方向；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是从苏联的周转税中寻求化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西方的增值税成为我们的借鉴。需要强调的是，对于这些“良税”，我们并不只是因袭，而是做了符合中国特色的本土改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研发了复杂而且实用的统一累进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整合了工商统一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逐次推出了统合货物与劳务全产业链的增值税。 需要指出的是，一段时间，“非税论”思潮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并不总是占有压倒性的优势，因为从1956年到1978年，税收的角色虽然不断削弱，但没有被完全取缔，社会主义仍然需要税收。这是因为：一是非公有制形态仍然存在。对公有制可以采行分利模式，对非公有制只能采取税收方式。二是社会主义讲究按劳分配，按收入的不同而采取区别课征，正是为着补偿培养劳动技术过程中的劳动支出。三是社会主义具有价值规律和经济核算，采取税收方式有利于加强对企业的赢利监督。四是在苏联实行并在中国有限度引进的“周转税”作为国家集中的纯收入，本质上并不是税，它只是不适当地使用了税收的名称。恰如时任财政部税务总局局长的任子良在1961年全国税务局长会议上所言：“税收是巩固工农联盟、贯彻党的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过去搞无税之国是不符合工农关系和全民、集体关系的正常要求的。” 良税善治百年潮，少有潮平，赖有帆正。潮流不是凭空生成，它时时要接纳八面来风。每一轮新潮，都会经历意念的沉吟、思想的准备、头脑的漩涡、行动的弃取、是非的效验。每一次越出正轨，都会很快纠正。每一次咬定青山，都会得到坚决贯彻。在长达百年的未雨绸缪自警自励中，中国共产党人的良税善治，为共产党人所致力的千秋伟业竭尽护佑。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河北省税务局科研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