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从生存汲取到文明构建

从人文视角来看，税收是关于如何组织集体生活、界定彼此责任以及追求何种社会建构的协商。 近年来，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框架下的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项目为代表，国际税收规则正经历重要变革。这项旨在终结逐底竞争、确保大型跨国企业支付公平税负的改革，不仅引发各国政府与企业的战略调整，更触及了一个根本性问题：在资本无国界的时代，税收这一国家治理工具在政治与经济的实践中如何发挥作用？围绕这一议题，华盛顿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埃德加与史蒂文利在“税收的政治经济学”这一课题研究中，探讨了税收制度在规模、结构设计与征收管理等维度的历史演变。 规模变化：从生存汲取到促进文明构建 作者认为，在工业革命前的漫长岁月里，税收的本质近乎一种“生存性汲取”。大多数西方前现代国家所能汲取的税收收入占经济总量的比例极低，通常不超过5%。这受限于几个关键因素：一是社会总财富有限，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二是统治阶层（如贵族、教士）往往享有税收豁免权，税负主要压在农民和商人身上，税制高度累退；三是国家职能单一，战争几乎是唯一的大额开支需求；四是征税能力孱弱，多依赖包税制或地方进贡，行政成本高且效率低下。 转折点源于文明的积淀与迸发带来民主思想的兴起。彼时，工业革命不仅创造了空前财富，也催生了公众对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等集体福祉的庞大需求。国家征税需与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之间建立起更明确的“财政契约”：公民同意让渡部分财富，以换取国家提供的安全、正义与公共服务。与此同时，理性化、专业化的国家征税制度逐步取代了传统的私人包税或地方摊派，使大规模、常态化的税收汲取成为可能。由此，税收占经济比重的显著上升，成为现代社会在文明维度上不断攀升的重要标志。 功能拓展：从“聚财”到“引导善治” 研究认为，西方前现代国家税制简单直接，主要围绕人头、土地产出和商品流通征税，因其易于监控和计量。然而，这种税制与经济活动关联弱，且因权贵免税而极具累退性。作者认为，所得税的发展是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使得税收与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而且显著地提高了税制的累进性，使税收成为调节社会分配的重要工具。民主政治的扩展、选举权的普及以及两次世界大战等事件，都强力推动了累进所得税制的发展。 进入21世纪，特别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化与资本高度流动对传统累进税制，尤其是针对资本的税收制度设计带来严峻挑战。资本更容易转移至低税率地区，迫使许多国家竞相降低企业所得税率以保持竞争力，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税制的累进性。同时，以矫正市场失灵、促进社会公益为目的的“矫正性税收”（如环境税、健康税）日益受到重视。作者提到，这类税收并非单纯为了增加收入，更旨在将污染、不良生活习惯等产生的社会成本内部化，引导经济社会向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税收开始更多地发挥塑造文明进程的作用，从单纯“聚财”向“引导善治”转变。 征管变革：从私人化到现代化、智能化 作者认为，税收征管权力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西方前现代国家受制于信息、交通与技术水平，无论是包税制（将征税权拍卖给私人），还是依赖地方豪强代征，其征管权行使均深受人际关系与地方权力的限制。而现代国家的崛起伴随着征税机构的专业化和集中化，税收征管变革构成了国家能力建设的重要环节。 时至今日，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向高净值个人和跨国企业征税，仍是巨大难题。富人和跨国企业利用复杂的离岸架构、无形资产定价等手段进行激进的筹划乃至逃税，侵蚀各国税基。近年来，国际社会通过建立国际税收新规则，遏制恶意税收竞争，确保大型跨国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承担不低于15%的有效税率等举措，加强合作以应对这一挑战。研究阐释了对于数字化时代征税的隐忧：大数据、人工智能让征管更智能，也可能使征税变得更像“黑箱”。在技术被大规模运用时，确保税制设计、税款使用的透明与民主监督，是维持税收合法性、提升纳税遵从的根本途径。 那么税收制度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什么？我们希望通过税收，共同构建一个怎样的社会？对于这些思考，研究认为，税收制度是经济增长、地缘关系以及政治体制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从人文视角来看，税收是关于如何组织集体生活、界定彼此责任以及追求何种社会建构的协商。当下，多国的税收制度正加速演变，将政治经济学理论与税收历史知识相结合，有助于理解这些演变。 （作者单位：中国税务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