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劝解遵章纳税的一封家书

山东省菏泽市陶朱博物馆收藏有一封清代家书，为清末翰林院待诏杨荣栋写给其叔公的手札，主要内容是奉劝其遵章完粮纳税。 家书写道：“敬启者：昨奉金谕，内开传侄到州，赴总局会商。定夺新粮一事，乃系合州大公，焉敢抗违？但刻下未见誊黄。秋粮一节，先皇早已定局，约计二百余春，并未换章。叔与侄俱是清朝赤子，不得誊黄，何思将秋粮通行改办？实无王章！刻下不管谁是谁非，只遵州主告示，照旧完粮……今蒙总局老爷会议，不从抚示、不遵国法、私押皇粮，内有赔主之心，外有谋反之意。或照老章，或照新例，伏乞批示，以便完粮，省免误公。” 家书的大意是，杨荣栋劝解叔公，在朝廷改革田赋制度的具体举措正式出台、州府县衙官员张贴省里誊写下发的相关诏书之前，应先行遵照州府长官发布的告示，按照过去的传统做法完粮纳税，而不应扣押或缓缴皇粮。在家书的最后，还附有杨荣栋的堂弟表示同意其劝解的回复。 家书上并未写明具体时间，但据其内容推测，大约形成于推行庚子新政初期的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秋季。家书中所谓“金谕”，本指皇帝、皇后、皇太后等特发的指示性命令，此处应指庚子事变后流亡西安的慈禧太后，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变法上谕》。《变法上谕》表示要全面实行新政，要求朝廷广泛听取官民的建议。庚子事变后，保守的清朝统治者为应对国内国际各种压力，希望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统治秩序而进行变法，史称庚子新政。由于改革政策零碎、实行过程拖沓，庚子新政并未取得太大成效。 杨荣栋在家书中提到，总局遵照《变法上谕》，通知他前往共商田赋改革事宜。这里的“总局”，即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设立的农工商总局。光绪初年发生“丁戊奇荒”大旱灾时，为应对灾情、缓解民怨，清政府曾尝试实行田赋改革，一些地方对荒地进行了土地清丈，但改革最后不了了之。恰逢此次清末全面改革，田赋改革再次被提上议事日程。 不过当时，处于改革进程中的普通百姓因信息闭塞，对于如何完粮纳税难免迷茫，而官府也正在“定夺新粮一事”，尚未对田赋改革的具体落地实施作出明确要求。杨荣栋的叔公对此无所适从，从而生出了暂押或缓缴秋粮的想法。杨荣栋虽只是从九品的属官，但作为翰林院待诏，对当时的改革形势了解得更多。因此，他在家书中劝解叔公按章缴粮。在这封家书的最后，杨荣栋的堂弟杨班超在家书后回复：“接阅来函，已悉一切。善后一事，阁下如何商办，弟等无不乐从。” 杨荣栋在家书中首先说明了改革过程中旧制还没有更改的事实，提醒叔公一家不要随意违背旧时的田赋缴纳规定；随后，杨荣栋表示叔公一家在新政落地之前应当听从官方公告，避免被不同声音影响，还讲明了私押皇粮的后果；最后，他提出了尽快完粮纳税、避免延误的建议。一封短小的家书，言辞恳切，有理有据，讲述了依规纳税的道理。 （作者单位：国家税务总局菏泽市定陶区税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