荔枝使背后的晚唐财税窘境

电视剧《长安的荔枝》播出后，引发观众热议。大家最容易想到的是那句唐诗：“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但从财税视角看电视剧背后的历史背景，可能会给我们不同的启示。 为什么要设立荔枝转运使 《长安的荔枝》的历史背景为安史之乱爆发前后，剧中提到的范阳贵人正是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发动叛乱，叛乱持续长达7年多，席卷了大唐的半壁江山。安史之乱中，唐朝损失2/3的人口。然而，经历了如此惨烈的安史之乱，唐朝却又存续了144年之久。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像大唐这样的帝国，在人口损失2/3之后，如何建立起强大的财政体系保障整个官僚体系和军队的运转，是其当时面临的首要问题。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要先探讨一个观众更关心的小问题：唐玄宗为何要设置荔枝使？难道真是仅仅为了满足杨贵妃的口腹之欲？或许我们从右相杨国忠的官职可以看出端倪。 天宝十一年（752年）十一月，杨国忠受命为右相时，皇帝制书《杨国忠右相制》中记载他担任了不少职务，其中财政使职共有8个之多：判度支事，两京太府、司农出纳使，监仓使，祠祭使，木炭使，官市使，长春宫使，九成宫使。《旧唐书·杨国忠传》还记载：“八载，玄宗召公卿百僚观左藏库，喜其货币山积，面赐国忠金紫，兼权太府卿事。国忠既专钱谷之任，出入禁中，日加亲幸。”这表明杨国忠通过兼任这些财政专使职责，架空了财政部门的职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大量的专项财政转移支付占据了财政支出的大部分。 在唐朝后期，土地兼并和战争导致人口减少，国家财政收入也大幅度减少，无法满足官僚机构和宫中的巨大开销。 在讨论唐朝兴亡之时，学界通常认为设立节度使和藩镇是导致唐朝灭亡的主要原因。而从财政视角来看，唐玄宗设立藩镇和节度使实属无奈之举。唐代中期，募兵制取代了府兵制，在租庸调制和低税率的税收制度下，中央财政根本无法供养庞大的募兵队伍，只能授权地方自行解决军费来源，下放部分财税权给节度使以筹集资金。李林甫也好，杨国忠也罢，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帮唐玄宗大量获取财政收入，大量的专使设置也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荔枝使相当于一个国家工程项目负责人。荔枝转运项目的设立，表面上是为了让贵妃吃上新鲜荔枝，但其背后反映了中央政府与岭南刺史以及沿途地方政府之间复杂的财政关系。杨国忠正是要通过这个巨大工程把中央的权力触角伸到岭南，并让沿途地方配合相关工作，从中获取财政收入。 开辟财源为王朝“续命” 财政专使是中央从地方豪强和百姓手中获取资金的短期办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唐朝后期的财政危机。因此，除了大量设置专使来巧取豪夺之外，唐后期还采取了两大措施来为王朝财政“续命”。 首先就是建中元年（780年）宰相杨炎主持的两税法改革。唐朝早期实行租庸调制，以人丁和户为计税的基准。但由于土地兼并和安史之乱，租庸调制所依赖运行的均田制已经被破坏。于是唐德宗听取宰相杨炎的建议，废除租庸调制，实施“以资产为宗”的两税法，将征税标准从人丁改为土地和资产。这一税收制度改革，扩大了税基，简化了税制，江南地区土地和商业财富成为重要税源。如著名诗人白居易笔下“江西七郡，列邑数十。土沃人庶，今之奥区。财富孔殷，国用所系”，就是一个证明。据《旧唐书》记载，两税法实施后，唐朝财政收入从安史之乱前的每年3000万贯增至5000万贯以上，成为唐朝“续命”的关键。当唐朝面临贫富差距巨大、人口减少等问题时，为了摆脱税收收入骤减的困境，向土地和资产征税成了为数不多的选择。 其次，就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为王朝寻找收入。唐朝前期和中期的财政收入除了常规税赋外，还依赖于陆上丝绸之路沿途征收的商业税收。安史之乱后，陆上丝绸之路被切断，这导致了唐朝的财政收入大幅缩水。《长安的荔枝》中提到的岭南海外贸易，就是为了弥补陆上丝绸之路中断之后开辟的第二条丝绸之路，剧中的苏谅和阿弥塔都是典型的胡商代表。众多胡商为了争夺有限的贸易资源和市场份额，展开激烈角逐。海上贸易的发展，促进了大唐的商品流通和经济繁荣，繁荣的海上贸易为唐朝带来大量财政收入。 当时，伴随着造船技术的发展，商人已经开发了从广州出发到西亚波斯湾、红海一带的航线，广州港一时中外商船云集。 唐朝政府在广州设置了市舶司，专门管理对外贸易，负责征收关税、检查货物、管理外国商人等事务。市舶司对海上贸易征收多种税费，如“舶脚”（船舶入口税）等，这些收入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胡商运输入境的象牙、珍珠、龙脑等奢侈品，纳税额较高，成为皇室和藩镇的重要财源。 换句话说，唐朝从海外贸易中获得的不仅是关税收入，还有奢侈品消费税、车船入口税等，因此，海上丝绸之路贸易的相关税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导致的财政亏空。 ［作者：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政法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