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保费率提高引发“跷跷板效应”？

全球人口结构转变，特别是深度老龄化社会的出现，对现收现付制社会保障体系构成了严峻的财政压力。提高社会保障费率成为应对养老金、医保支出膨胀的常见政策选项。然而，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支出端的直接压力，对于社保费在所得税体系中的税收抵扣效应及其引发的二次财政与分配影响的研究较为不足。德国弗莱堡大学公共财政与社会政策系教授菲利普·杜桑等学者基于德国的收入支出调查数据和所得税统计数据，以代际核算框架尝试量化社保费率的提升如何影响所得税收入、代际税负分配以及税收公平性。 研究认为，在累进税制下，比例制社保缴费（即按收入比例缴纳）叠加个人所得税抵扣会扭曲税制公平；实现代际公平需同时考量显性债务（即未来累积的社保赤字）与隐性税基损失，提高社保费率可能侵蚀所得税税基。 税基侵蚀与代际负担转移 研究模拟了2018年—2070年德国主要社会保障项目（包括养老保险、医疗及护理保险）费率的演变路径。根据规定，德国社保缴费可抵扣个税的个人年度限额为2.37万欧元，夫妻联合申报最高可抵扣4.74万欧元。养老保险中的雇员个人缴费部分可100%抵扣，上限为每年7.8万欧元；医疗和护理保险中的雇员个人缴费部分可100%抵扣，上限为每年5.31万欧元。研究认为，在参考过往的费率变化情景下（即社保费率随人口结构变化动态调整以维持社保体系平衡），德国社保费率或将从39.75%攀升至2070年的49.92%，增幅达10.17个百分点，而相应的税收抵扣增加将触发税基侵蚀效应。 所得税收入显著下降。模型预测，2018年—2070年，仅因社保缴费抵扣，政府每年实际（通胀调整后）所得税收入将平均减少228亿欧元。社保费率上升导致个人应税所得基数缩小，其间累积的损失高达1.75万亿欧元，相当于2023年德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2.5%。这构成了对公共财政能力的持续侵蚀。 税收缺口引发税负代际转移。对代际账户进行分析发现，提高社保费率以维持社保财务可持续，虽然能够避免显性债务无限扩大，却将调整成本不成比例地转嫁给未来世代。例如，2023年德国的新生儿，在其一生中将因社保费率提高额外承担5.95万欧元的净负担（税收抵扣后）。若忽略税收抵扣的缓冲作用，其负担可达6.99万欧元。社保缴费的抵扣平均为当前世代的纳税人抵消了约13%的额外负担，但这部分减轻的负担，本质上是通过减少当期所得税收入实现的，在跨期预算约束下，相当于将等额的财政缺口的隐性债务转移给了未来世代，未来世代仍需通过增税或削减福利来承担。因此，看似当前世代受益的税收减免，实质是跨代的税负延迟。 累进税制下的代内分配失衡 研究进一步利用微观数据分析揭示了社保费率提升在同代人的代内分配效应，核心机制在于比例制社保费与累进制个税的交互作用。 有效负担呈累退性。虽然社保费率本身是比例制，但其税前抵扣在累进税制下会产生不对称的税收减免效果。高收入者因适用更高的边际税率，从抵扣中获得的减税收益更大，其实际承担的净负担（缴费减去减税收益）更低。反之，低收入者减税收益小。根据测算，最低收入组仅能通过减税抵消9.3%的额外缴费负担，负担率为90.7%；中等收入组有效负担率为72.2%；最高收入组负担率为62.2%，抵消比例达37.8%。这表明，低收入群体相对承受了更重的人口老龄化负担。 可支配收入差异化加剧。社保费率上升导致税后及社保缴费后的剩余收入普遍下降，但下降幅度同样呈现累退性。最低收入组剩余收入下降6.7%，而最高收入组仅下降3.9%。而在家庭层面，有子女家庭（尤其单亲家庭）的负担率显著高于无子女家庭，其中单身家庭负担率70%，双人家庭（无子女）负担率为71%；双人家庭（有子女）负担率为75%；单亲家庭负担率高达79%。这显示了，德国现行税制与转移支付体系中，针对家庭特别是有抚养责任家庭的补偿机制不足，老龄化趋势下其财务压力将进一步增加。 政策制定应同时考量支出压力和收入端效应 该研究以德国为例，对“提高社保费率即保护后代”这一观点进行反驳，认为实现代际公平需同时考量显性债务与隐性税基损失。 总体来看，在累进所得税制下提高比例制社保费率，会通过税收抵扣产生累退性的再分配效果，违背“量能课税”原则，影响财政收入的可持续性和税负分配的公平性。提高社保费率虽有助于控制隐性债务增长，但其引发的所得税损失本身构成了一种间接的、跨代的财政负担转移。 对此研究者提议，政策制定应同时考量支出压力（如养老金、医保成本）和收入端效应（如所得税税基侵蚀）。例如，重新审视高额社保缴费全额抵扣的公平性，考虑对低收入群体和特定家庭（如有子女家庭）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税收抵免或直接补贴，以确保未来财政的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 （作者单位：中国税务报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