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半年报”印证宏观政策发力显效

经济“半年报”是对前期宏观政策成效的客观检验，“稳”的态势持续、“进”的步伐坚定、“新”的动能累积、“畅”的循环改善。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660536亿元，同比增长5.3%，增速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勾勒出当下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轮廓——“稳”的态势持续、“进”的步伐坚定、“新”的动能累积、“畅”的循环改善。这不仅是对前期宏观政策成效的客观检验，还为下半年精准施策提供了坐标参照。 笔者认为，在“十四五”规划收官、“十五五”规划谋划的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更好认识和把握“稳”与“进”的辩证关系，对研判经济走势、优化政策供给具有重要意义。 “稳”“进”“新”“畅”的经济及财税数据分析 基本面稳固彰显“稳”的成色。从宏观经济核心指标观察，上半年经济运行呈现出鲜明的“稳”的特征。一是上半年GDP稳中略升至5.3%，以及第一季度5.4%、第二季度5.2%的增长数据显示了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二是上半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月度数据在5%—5.4%区间内平稳波动，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三是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6月同比由负转正增长至0.1%，核心CPI回升至0.7%，物价水平低位企稳；四是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为21.79万亿元，同比增长2.9%，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上半年的财税数据也印证了经济运行“稳”：税收收入结构持续优化，增值税、消费税等收入实现增长，反映出市场活力逐步恢复；财政支出结构不断改善，社会保障和就业、教育等民生领域的支出保持较快增长，有效发挥了逆周期调节作用。 结构优化凸显“进”的动能。从产业结构看，制造业加速向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迈进。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占GDP比重为59.1%，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60%，现代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7.5%，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0.2%和9.5%，明显快于规上工业增加值6.4%的增速；国家层面绿色工厂产值占制造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20%，规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持续下降。从财税政策效果看，上半年环境保护税同比增长16.4%，通过“多排多缴、少排少缴、不排不缴”的正向激励和反向约束机制，有效引导企业推进能源高效利用和绿色低碳转型。 创新驱动厚植“新”的优势。新质生产力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上半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近10%，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1月—5月，规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接近10%；有效发明专利申请量接近500万件，增长12.8%，从DeepSeek大模型到机器人技术突破，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并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其中，财税政策在支持新动能培育方面成效突出，上半年用于科学技术的全国财政支出4790亿元，同比增长9.1%；1月—5月，现行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达6361亿元，有效引导资源向创新领域集聚。 循环畅通释放“畅”的活力。国内大循环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上半年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68.8%，其中最终消费支出贡献率为52%，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4.55万亿元，同比增长5%，比第一季度加快0.4个百分点，消费市场呈现逐季回升态势。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服务消费占比持续提升，消费结构升级趋势明显。从财税政策效果看，以旧换新政策显著提振消费需求，上半年限额以上单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文化办公用品类、通讯器材类、家具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30.7%、25.4%、24.1%、22.9%，反映出国内循环进一步畅通。 以财税改革持续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展望下半年，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笔者认为，应以更加积极的财税政策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 深化逆周期调节，强化财税政策扩内需效应。当前经济运行面临的最大挑战仍是有效需求不足，需要财政政策继续发挥逆周期调节作用。一方面，加大政府投资力度，重点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城市更新改造、民生补短板等领域，通过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和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形成对社会投资的有效带动，如提升专项债投向新质生产力领域的比重，支持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强化税收调节功能，通过进一步落实企业所得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转让税收减免等政策，定向支持新质生产力领域企业创新，激发经营主体投资活力；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税收环境，完善中长期投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养老金、商业保险资金等中长期资金入市，提升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能力。针对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建议优化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机制，优化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扣除标准，切实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税负，释放消费潜力。 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在税制改革方面，应着眼于强化财政汲取能力和调控规管能力。深化增值税改革，进一步简并税率档次并完善留抵退税长效机制，切实降低实体经济制度性成本；推进消费税改革，加快推进部分品目征收环节后移并下划地方，同步探索税源归属地方机制，增强基层财政自主能力；前瞻性研究碳税，完善多税种协同的绿色税收体系，通过差别化税率引导经济社会发展绿色低碳转型。在财政体制改革方面，应系统性深化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适度上移省以下政府与公共服务相关的财政支出责任，减轻基层政府负担；协同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和财政事权划分执行体制改革，持续提升事权与财权、支出责任与财力的匹配度；持续推动转移支付结构优化，提高财政资金利用效率，同时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统筹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重大财政金融风险。健全政府债务穿透式监管体系，建立包含隐性债务识别、债券项目全生命周期绩效管理、跨周期风险评估的三维预警机制，严格遏制地方变相举债行为。完善财政政策协同框架，探索设立财政—货币政策协调委员会，同步建立跨部门的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及国企债务风险动态熔断机制。此外，应加强对财政资金使用全流程规范，建立“预算编制—执行监督—绩效评价”闭环体系，如在新型基础设施等投资领域推广成本效益分析法，切实提升资金配置精准性和使用效益，构筑发展与安全动态平衡的现代财政治理体系。 （作者：魏天骐系中国人民大学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研究员，代志新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行为实验财税研究中心主任）